欧冠决赛当天下午，医疗室内一片寂静。

医生拿着封闭剂站在我面前，迟迟没有动作。

他站在我左侧，靠着墙，一言不发。

我坐在床上，膝盖露在外面，皮肤接触着冰冷的空气，有点痒，有点凉，却很快——就会什么都感觉不到了。

医生最后一次确认：“真的决定了？”

我点了点头。

针头刺入皮下的那一刻，我的身体还是本能地轻微一颤。

刺痛、膨胀、灼烧。

冰冷的液体顺着神经线一点点往下蔓延，然后是燥热，最后是——麻木。

右膝以下的触感开始模糊，像一块橡胶在我身体里慢慢融化。

我低头，看着自己的腿。

那是我用了六年，断裂过、打过无数绷带、经历无数次冰敷的腿。

他忽然蹲下来，伸手按住我——不是制止，只是撑住我快要发抖的脚踝。

他的手心很温暖，好像在拼命抵御我身体正逐渐失去的温度。

我眼睛微红，却对他露齿一笑：

“我感觉不到这条腿了，心反而特别稳。”

他笑不出来，握紧我的脚腕，一寸不动。

我抬头看他：“你是不是很想说‘别踢了’？”

他没有否认，哑着嗓音轻声说：

“我怕……你再站不起来。”

—

打完针，我撑着床沿站起来，身体失衡，却立刻被他扶住。

我低头看看膝盖，又看看他，笑得脆弱又坚定：

“别忘了，答应过我的。”

“——我要替你赢的。”

他闭了闭眼，像在强压情绪，喉结轻轻滚动。

然后，他蹲下来，帮我把护腿板戴好，帮我整理好球袜。

我低头看他。

他终于轻声说：

“你已经是我这一生的骄傲。”

我微微一怔。

但我没有回答，而是伸出手，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就像从前他对我做的那样。

然后我转过身，一瘸一拐地走出了医疗室。

我把全部的热与光，都灌注在这条注满封闭的腿里，踩着它——

去奔赴属于我们的那场唯一的决赛。

—

欧冠决赛。

球场的聚光灯亮得刺眼，球迷的助威声浪不断拍打着耳膜。

我坐在替补席，盯着场上。

第20分钟，我们就被压制了。

对方是状态正佳的顶级豪门，由顶级球星组成的高质量传控体系精妙又无情，控球节奏紧凑得几乎不给我们喘息机会。

第一个丢球，是对方中前场连续的小范围传递，硬生生地把我们的阵型打乱。

我听到他在场边大声指挥，让后腰下沉补位，可动作慢了一拍。

对手的王牌中锋接球转身，完美的身体素质巧妙地扛过了我们的中后卫，右脚推射，球应声入网。

全场欢呼。

我转头看他。

他站在广告牌旁，神情沉着，眉头皱着，但脸上没有一丝慌乱。

只是和助理教练快速交流了几句，又转身冲着场上球员打出手势。

我看得懂他在做什么。

即使率先丢球，他也没有选择盲目冒险，而是按原定计划，调整后场出球方向，试图拖住对方，等待机会。

——

可是，第35分钟。

第二个丢球还是来了。

对方抓住了我们中场的一个传球失误，快速反击。

只用了不到十秒，他们就完成了转移突破，左后卫一脚斜塞，插上的是他们速度最快的边路杀手。

一脚爆射远角。

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