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金蛋回美国，并不是一个轻松的决定。

这几年，我带着他跑遍了国内大大小小的医院——抽血、CT、核磁、脑电图……所有能做的检查我们几乎都做过了。但换来的，永远是一句含糊不清的：“再观察看看吧。”

医生们像是在面对一个无解的谜题，语气总是迟疑：“可能是癫痫？”“也许是热性惊厥？”“或者，是某种未确诊的神经系统紊乱？”

每一个判断都像是可能，但没有一个能够确认。

有一位年长的医生曾安慰我：“也许是小儿神经发育不全引起的高热惊厥，如果是这种类型，五六岁之后就会慢慢好转。但在这之前，一定要严密观察，防止发作严重时带来的不可逆后果。”

“也许。”我在心里无数次咀嚼这两个字。

但——如果不是呢？

如果我就这样等下去，错过了唯一的治疗时机？

如果哪天他在没有人注意的角落里突然发作，我们没来得及送医……又怎么办？

我不能赌，更不能等。

我已经输掉了一场婚姻，不能再输掉我的孩子。

于是，我做了一个艰难却清醒的决定——

带着金蛋，跨越半个地球，回到那个我曾经离开、如今又不得不回去的国家。

让我意外的是，当我告诉金蛋我们要搬去美国时，他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抗拒。仿佛我只是告诉他：“我们明天要去公园玩哦。”

他眨着眼看我，没有多问一句。对他来说，只要是跟着妈妈，去哪儿都可以。

这两年，小罗行踪飘忽不定，有时闭关，有时独自去西藏拜佛，我们的联系也渐渐变少了。

不是谁刻意疏远谁，而是彼此在默契地沉默。

也许，这正是命运给我们安排的一段空白期——

不是为了遗忘，而是为了学会，在彼此缺席的日子里，把那些纷乱的心事，一页页摊开、整理、折叠，再重新收进行囊。

等我们都不再困在情绪的泥沼里打转，才终于明白——

有些人，注定只是陪你走过一段路，而不是陪你走到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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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美国多年，这片土地于我，早已无亲无故。

做出决定那天，我坐在北京出租屋的客厅里，长久地望着窗外渐暗的天光。没有谁在等我们，也没有人可以投奔。这种彻底的“无依”，反倒让我在筛选未来落脚地时，意外地冷静和清醒。

我需要一个地方：治安良好，学区不错，生活成本不高，离大城市近，有基本的工作机会。

当你终于不再被情绪裹挟，所有决策都像一根根钉子，干净利落地落下。

我很快锁定了伊利诺伊州芝加哥郊外的一个小镇。

一切，开始运转起来。

我在网上联系到一位房产中介，他答应在我落地那天，亲自把钥匙送到租住地门口。落脚的地方，就这样定下了。

接下来，就是最难的一步：打包。

要把一个“家”装进四只行李箱、120公斤的限制里，说轻松，是不可能的。

金蛋的玩具必须带。他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没有朋友，在异国的孤独夜晚，玩具也许是他唯一的慰藉。

还有他的绘本——那些我们一起躺在床上讲故事的夜晚，是母子之间最安稳的依赖。

冬天的羽绒服、衣服、鞋子，上学用的书包，出生证明、疫苗记录……一样都不能落下。

我脑子里不停盘算着：哪些是必须的？哪些能撑过头几个月的生活？哪些是金蛋需要、而我必须省下来的？

因为刚到美国没有车，为了维持最基本的生活，我挑了最简单的厨房用品装进行李——一口锅，两个碗，几双筷子。

行李已经超重，而地上还堆着无数“非带不可”的生活必需品，像是这个家的影子，迟迟舍不得和我道别。

即便如此，我还是把那一轴画收了进去。

那是桑岩七岁时画的，一只圆眼、歪头、狡黠又灵动的大猫，看起来聪明又淘气，像极了那个时候的他。

这幅画，是他留给我最珍贵的念想。

是他曾生活在这个家——与我，与金蛋，共同存在过的证明。

我小心地将它卷起，放进行李箱最安全的角落。行李再满，它也永远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