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完给励志社的信，林安伏在简陋的书桌前，搓了搓冻得微红的手指，又提笔写下两封私信。

窗外的阳光透过玻璃照进来，在桌上斑驳地洒下一层光影。墙角的煤油炉发出“噗噗”的响声，炉火将一壶水煮得微微作响，升腾起一缕缕雾气。她蘸了蘸墨，笔锋微顿，随即落笔。

第一封是给仍在重庆的《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笔尖在粗糙的纸面上划过，她回忆起几个月前在腾冲机场临时跑道旁的匆匆一晤。“泰迪，还记得你问我中国的大学生在哪里吗？”她用流畅的英文写道，“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他们来了，带着书本和热血……” 她写了西南联大招募现场人头攒动、热情澎湃的景象，又随信附上几张照片和演讲稿节选，希望这位熟悉中国、又了解西方读者兴趣点的朋友，能帮忙在重庆的媒体圈里吹吹风，将这份“来自自由中国心脏的脉动”传递出去。

第二封则写给了宣传部长董显光。访美期间，他们曾同在一个代表团，有过一面之缘。

林安姿态放得很低，先是问候，然后才详述了此次在联大成功招募翻译人才的盛况，称其为“响应领袖号召、凝聚知识界力量、服务抗战大局之创举，堪为全国青年之表率”。

如此官方背书、学生积极参与的“正能量”事件，她恳请董部长能协调中央各报刊进行宣传报道，“以彰显青年学子之拳拳报国之心，激励全国人心士气”。

信的末尾，她也提了，希望能将招募条件原文刊登，供各地有志青年参考——那上面，自然是清清楚楚印着“上尉”、“少校”军衔待遇的。

这些报道，当然是一种造势。

林安心想，如果中央军校非要在军衔问题上打折扣，打的也不仅仅是她林安一个小小中校的面子，更是国府对全国知识青年的脸面。

写完信，封好，交给通讯员发出去。林安揉了揉有些发胀的太阳穴，决定再去一趟第一路军司令部。

然而结果让她颇为失望。

杜聿明将军确实对她的“特别班”方案表示了赞同，也答应会和林蔚主任通气，但同时也明确告知，他下周就要启程飞往印度，协调驻印军全面整编和训练事宜，第五军和其他师的先头部队也已在陆续空运中。因此，昆明这边的事情，他很快就要“鞭长莫及”了。

除了口头支持和答应“写封信给何部长探探口风”，在军衔这件事上，他能提供的实质性帮助确实有限。

书信往来，在这个战时节奏里，太慢了。

林安心里那点希望之火不由得黯淡了几分。她有些悻悻然，抱着“出门没捡着钱就算亏”的心态，向杜聿明抱怨：翻译处那一百九十多人还挤在破仓库里，蚊虫又多，条件太差，既然第五军主力要迁往印度，不如把他们空出来的营房拨给翻译处用，至少让这些大学生们有个像样的住处，伙食也能稍微改善些。

这一点杜聿明倒是极其爽快地答应了，“行，我吩咐后勤，东侧原二营营房空着，你拿去用。”

这意外的收获，总算冲淡了些许林安的失望。

林安出来时，天色微暗，营区的远处响起几声犬吠，暮霭升起，一队队士兵正列队上车。她站在路边看了一会儿，心情复杂。

做完这一切，能做的似乎都做了。

重庆方面的态度尚不明朗，官邸的召见也杳无音讯。

没有新的命令，她不好擅自前往重庆活动；翻译处的训练才刚开始，学员们离“成品”还远，似乎也没到可以向魏德迈将军正式汇报成果的时候。

等待中，她耐不住地有些焦躁。

焦躁着，她就开始折腾学员们了。

看到大家还是读书查字典的学习方式（虽然读的是她选定的教材），简直就是读死书、死读书么！

她立刻把一百九十二人分成了五个班，每个班四个小组，每组大约十个人。又请了美军联络处的军官来上课。她认为，军事翻译不应该是懂术语的翻译，而是懂英语的军人。

早在她担任杜聿明翻译的时候，就为军事术语头疼。如今扩编成一千个翻译，想来至少要派遣到营一级，接触许多基础的训练内容。

因此，上课内容几乎全部都是纯英文的军事培训了。

清晨，跑步、学习射击。

上午，请美国军官培训：从操作武器、到沙盘推演，与其说是在练习英语，倒不如说是在上外国军校。

到12点上课结束，立刻小测，打分公布排名。

下午，以小组为单位，翻译军事教材；以《森林作战法》、《小部队战术》为例，又加上《步兵班排进攻与防御》、《地图判读与方位角测定》；每个班同时负责翻译这四本书的不同章节，而且要求每天进行小组总结，并将各组的译文（匿名处理后）互相传阅、对比、打分评论。每天傍晚，各班会将当日评分最高的译文片段和发现的主要问题汇总给查良铮和林安审阅。

林安的用意很明确：一，在实战中锻炼笔译能力，积累军事词汇；二，引入班级和小组间的竞争机制，互相促进；三，强制进行团队协作，小组成员必须分工合作、互相帮助才能完成每日任务；四，培养主动性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毕竟将来你们下到部队，很可能一个单位就你一个翻译，没人能时时刻刻帮你，遇到问题得自己想办法解决！”

傍晚，仓库里一盏盏马灯点亮，将黑暗驱散出模糊的黄色光圈。学员们有的趴在桌上默背新词，有的围在一起讨论译文句法，还有人抱着几本教材靠着墙默默写着笔记。

天花板上的雨滴沿铁皮接缝滴落，砸在水桶里“咚咚”作响，没人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