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夫人挑中一件，就算完成任务了。”

宋美龄斜她一眼：“你还真把自己当来执行公务的了？”

林安没接话，只把那条披肩折得整整齐齐，放回银托盘上。她知道，自己不是来买衣服的——是来被造型的。她安之若素，但她也不打算完全做个影子。

挑选日装时，她挑了一件略显锋利的灰蓝短外套，剪裁收得极窄，穿上像一把刀收了鞘，静静待在腰侧。

“这件。”她站在镜前，轻声道，“我喜欢这件。”

宋美龄看她一眼，没说行也没说不行，只让服务员把它单独挂出来。

“你穿上去，倒真像个能在国会发言的。”

林安挑了挑眉：“那明天去探望飞虎队家属，我是不是还得穿得温情点？”

她说话的语气带着一点打趣，让原本紧绷的氛围轻轻松了一层。宋美龄也被她逗笑了，抬手拿起一条浅色披肩，在手上转了两圈。

“这个你也可以戴。配你那件深蓝旗袍，颜色正好。”

林安接过来，抚了抚边角，点点头：“这个好。”

她顿了一下，忽然抬眼，带着一点调皮的认真：“夫人不选一条？这颜色也衬您。”

宋美龄被她这句逗笑了，眯起眼看她，笑得像听见一句旧派官场的好话：“我在这儿穿什么不配呢？”

衣物陆续被挑出，服务员默契地收好编号，一件件挂进带金边的硬盒里。她们这一组挑得不算多，却件件到位：斗篷三件，短袄两件，围巾披肩各一，内搭两套备用。

宋美龄看向她，带着一点温柔的笑意，“出门在外，穿的体面一些，也是国家的面子。”

林安轻轻点头，没有作声，眼神落在那几件衣物上，目光沉静。

购物结束时，宋美龄轻轻吩咐服务员：“把账单签给大使馆。”

服务员低声应了一句，动作娴熟，将最后一件斗篷折好，放入金边衣箱。

林安站在一旁，目光不动声色地扫过收银台上的账本，数目清晰：总账单，九百美元左右。

她回到纽约下榻的酒店房间，关上门那一刻，整间屋子像被轻轻按了静音键。

金边衣箱已送来，整齐地叠在衣柜旁，像一列安静又庄重的小士兵。她看着那几个贴着自己名字的行李箱，忽然有点想笑——这些年，箱子里装的不是军装就是地图，哪见过什么软呢斗篷、细带披肩？

她弯腰打开其中一个，纸封一层层叠得温柔，薄得像不忍吵醒的梦。天青色斗篷静静躺在最上面，像一片落在积雪上的湖光。

林安伸手轻轻一捻，布料顺滑凉润，像水过指尖。她歪了歪头，没忍住，抱着斗篷转身走到镜子前，一边走一边像哼着什么节奏，脚步轻快得像是偷偷溜出去买糖的孩子。

她把斗篷披在肩上，扣子还没系好，就已经在镜前转了一圈。镜子里的人抬着下巴，眼睛发亮，裙摆微微荡着，像刚被风逗了一下。

她忽然想起宋美龄说“出门在外，也是国家的面子”，于是一本正经地对镜子点了点：“林安，记得，你这不是为你自己穿，是为国家穿。”

她说完，又自己被这句逗笑了。

她把扣子一颗颗扣好，又松开，再系上。手指在暗金色细带上绕了几圈，满意地点了点头。然后又打开第二只箱子，把那件灰蓝短外套抽出来贴在胸前比了比。

她干脆脱了鞋子，穿着袜子跳回床边，把几件衣服一件件铺开在被子上，就像是铺一个阵图，嘴里念着颜色和搭配：“斗篷配旗袍，短外套明天见人用，披肩看心情……”

她想，不知道哪天让一本正经的长官们看见自己穿成这样，会是什么表情？

她坐到了房间里那张整洁而空旷的书桌前，顺手拿起了桌上的新一期《时代》杂志，想找一些能用于即将撰写的飞虎队探访报道的灵感。

房间里很安静，偶尔能听到窗外汽车驶过的轻微声响。

林安哼着不成调子的歌，漫不经心地翻开杂志。

“《THE DESPERATE URGENCY OF FLIGHT》 OCTOBER 26, 1942”

她的目光停住了。

“河南省北部两万多平方英里的土地陷入饥饿。男男女女吃树皮和草根；肚子鼓鼓的儿童被卖掉换取粮食。数千人已经死亡，数十万人病倒，一千万人面临漫长的冬季饥饿之苦。原因：1）日本人在撤退前毁掉了稻米；2）神灵没有给小麦降下雨水。”

房间里暖气开得足，桌上的银质水壶还冒着热气。但林安忽然觉得有些冷。

“传教士 EP Ashcraft 于 9 月从郑州发来信：“几天前，在传教区，六个孩子被父母绑在一棵树上，这样他们就不会跟着父母去寻找食物。”

“一位母亲带着一个婴儿和两个大孩子，经过长时间的寻找食物后，疲惫不堪，坐在树下休息。她让两个大孩子到前面的村庄去乞讨一点食物。当他们回来时，母亲已经饿死了，婴儿还在努力吮吸她的奶水。”

“孩子们被卖了，男孩和女孩都有，价格不到十美元。”

“有时饥饿的家庭会把家里所有的食物残渣都收集起来，吃完最后一顿饭后自杀。”

“夜间，传教士们在路上巡逻，捡拾流浪儿童。他们不敢公开捡拾儿童，因为担心会增加在传教区门口遗弃儿童的情况。”

“数以十万计的难民从这片面积达 2 万平方英里的荒芜地区涌入，沿着两条主要路线：陇海铁路和旧京汉铁路。政府每天都在陇海铁路沿线安排一列免费列车，用于安置难民，每 24 小时运载 1500 人。但挤满了人、爬来爬去的人的拥挤车厢只能疏散一部分受灾群众。”

“每天有四五千人沿着铁路线向西行进。”

“如果农民不能在未来两周内得到种子，那么种植冬小麦就为时已晚，明年春天也不会有收成。”

林安知道——这是必然的事情。两个星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何况，这么多人饿死，即使种子发到手，一定会有人吃种子。更大的更恐怖的饥荒，正在路上。

“中国政府正从陕西省和安徽省紧急运送 100 万担种子。政府还敦促农民不要吃种子，而要种植，并向他们保证，救灾物资正在紧急运送中。”

“政府已拨款 1000 万美元用于直接救济，并命令粮食部向受威胁地区紧急运送种子粮食。联合中国救济会于 8 月拨款 40 万美元，9 月拨款 120 万美元，10 月迄今拨款 300 万美元。主要救济机构是农民银行，该银行已拨款 4000 万美元用于挖井和灌溉等救济项目。”

“无论重庆做出多么迅速的决定，所有救济措施都受制于中国古老乡村的缓慢性。”

“河南冬季刺骨的寒冷即将来临。霍乱已经传出。”

“根据民间传说，这是人们犯错后降临到人间的。”

林安几乎没有力气再去收拾床上铺陈开的昂贵的衣物。

九百美元可以购买九十个中国儿童的生命。

她缓缓闭了闭眼，深吸一口气。她想起在缅甸丛林里训练时的那些黎明，想起昆明地图室里煤油灯下的长夜，想起第一回跟随新22师翻山越岭，沿着并不存在于地图上的小路，探出一条能用牲畜拖着油桶走的路。

南腔北调的士兵们穿着草鞋，为她背着沉重的无线电台，穿梭在枪林弹雨里。

她那时穿军装、吃罐头、睡地铺，没人关心她披不披斗篷。

——我怎么会忘记——我怎么会忘记我是从哪里来的呢？

她看着那几件刚刚还被当作“国家体面”的斗篷与外套，忽然生出一种难堪的距离感。不是羞耻，也不是懊悔，而是一种说不出的钝痛——像照着一面擦得极亮的镜子，却从里面看到另一个世界在破碎——她知道那镜子是为了展示她的整洁、体面，可那破碎才是真相。

她走回床边，把那件灰蓝短外套重新拿起，搭在手臂上。衣料沉沉的，像压着什么责任。她望着镜子里自己的身影，忽然有点不认识那个人了——不再是那个在战壕里报坐标的林安，也不是地图上每一寸地形她都能标得准确的林安。

是另一个林安，站在纽约、穿着斗篷，掌握着几种语言，能登报纸、能上电台，能写能说也能笑的林安。

可是，她是谁呢？

飞虎队家属的行程表摊在一旁，行程已经确认：波士顿，堪萨斯城，芝加哥。每一个城市，她都要见一些因战争失去儿子、兄弟或爱人的人；每一个停靠点，她都要替祖国“传达感激”，替战亡者“表达荣誉”，还要——带着她被精心塑造出来的样子，作为“中方代表”，作为“盟友象征”。

她本该感到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