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后，我再次怀孕了。

当验孕棒上出现两条清晰的红线时，我站在洗手间的灯光下，指尖微微发颤。与第一次怀孕时那种毫无保留的喜悦不同，这一次，我的心中多了几分克制和小心。欢喜不再是漫天飞舞的花瓣，而像是一盏被我捧在手心的小灯，明亮却易碎。

我没有立刻告诉桑岩，只是把验孕棒悄悄放进了梳妆台抽屉。那天晚上，他像往常一样推门进来，脱下外套，走到我身边，自然地揉了揉我的头发：“今天怎么怪安静的？”

我什么也没说，只是把那根验孕棒递到他手中。

他低头看了一眼，两秒钟后，整个人僵住。下一秒，他猛地抱住我，把脸贴在我的颈窝里，语气颤抖：“云翼……这一次，我们一定要把他平安带到这个世界上。”

我轻轻点了点头。眼泪没有流下来，却在眼眶里打了一个小小的转弯。

这一次，我们都不敢大声欢喜，只想默默守住这个小小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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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不让家庭的经济重担全部压在桑岩一人肩上，我决定继续工作。尽管怀孕让我行动变得越来越笨重，但我仍然坚持每天上下班。为了让我出门上班更舒服些，桑岩提前给我买了一个托腹带，说是可以帮我托住越来越大的肚子，走起路来也轻松些，还多一层保护。

“这个东西，你必须天天用，别逞强。”他一边替我系好，一边嘟囔，“你可是现在全家的重点保护对象。”

我们都在努力，努力迎接这个小生命的到来，努力让他从一开始就被妥帖地守护。

桑岩很快进入了“过度紧张爸爸”模式。

每一次产检，他都要全程陪同，连我提出想自己去医院都被他断然否决：“现在我最重要的岗位就是陪你待产，其他都是副业。”

我打趣他：“那你不怕被公司炒了鱿鱼？”

他一脸认真地回答：“炒就炒，我正好可以全职当奶爸。”

“你这哪里是陪产，你这是转职成了贴身护法。”我忍不住笑出声。

可事实是，他比护法还认真。

他从网上订了一堆厚厚的育儿书籍，拿笔做读书笔记；制定了一套“胎教课程表”，把每晚的胎教讲解当成“家庭晚自习”；他甚至开始学会分辨古典乐派的差异，试图分析哪一种旋律更有助于胎儿神经元连接的效率。

每天晚上，他都像低声念经一样趴在我肚皮上读故事、背诗，还常常忽然换成经济学入门教材：“让他提早感知市场运作逻辑，说不定未来会是个商业奇才。”

有一次他兴致勃勃地劝我：“你要不要复习一下编程？说不定能提高宝宝的逻辑思维。”

“你是打算培养个黑客，还是人工智能？”我哭笑不得地看着他。

“都行。”他一边翻书一边正经地说，“未来社会，科技人才肯定抢手。”

“他要是听了这些出来以后还不厌学，我就服了。”我笑着打断他，一边拍了拍他的肩。

他也笑了，但眼神却带着一丝我熟悉的执拗和认真——那不是表演，更不是炫耀，而是一种深埋心底的期望。

我知道，他不是在给肚子里的孩子“超前教育”，他是在用这些认真到有些可笑的小仪式，一点一点地为我们失去的那个孩子补上所有的遗憾。

就好像，他在告诉自己：这一次，我们一定要把幸福守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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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个月后，那个早晨终于来临。

我被推进手术室时，强烈的紧张和不安像潮水一样一波波地拍打着我。白色的天花板、冷冽的灯光，还有消毒水的味道，让人几乎无法呼吸。

桑岩穿着蓝色手术服站在我身旁，握着我的手，一如既往地用他那种平静的声音安慰我：“云翼，别怕，我们马上就能见到宝宝了。”

我点了点头，却忍不住握紧了他的手指。那一刻，我的心跳得飞快，眼眶也有些发热。不是因为疼，而是因为太多太多情绪一下子涌了上来。

医生和护士在我身后忙碌着，我感觉到冰凉的麻醉药顺着脊椎缓缓扩散，然后，身体从下腹开始逐渐失去知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