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岩说得对——“不要太把老师的话当真”，我终于开始慢慢理解这句话了。

自从“河边事件”之后，老师和家长对我的关注明显减少了。学校不再单独把我叫去谈话，班会上的“敲打警告”也没有了；家里也不再追问我是否“早恋”，甚至连暑假的旅行安排都照旧进行，仿佛一切都恢复了平静。

可这种“被放过”的轻松感并没有到来，反而让我感到一种诡异的空荡。他们不再提起，不再追问，不再审视——但我却像是被判了“静默观察期”，被悄悄放逐到了一个没有声音的角落。原来，被彻底放弃关注，比被严加管束更让人心慌。

我已经失去了阅读小说的兴趣，他也不再需要替我放哨。看到我心不在焉的模样，他估计也不敢再指望我的“执勤能力”。他打瞌睡的次数明显减少，而我们之间，也悄悄维持着一段小心翼翼的距离。那个“秘密同盟”，仿佛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必要。

有时候，我甚至想，既然“早恋”的标签已经贴上了，不如就真的做点什么。比如——写张纸条给桑岩。可当我摊开纸，拿起笔，脑海却瞬间空白。写什么？“谢谢你”？“对不起”？还是“你为什么不再看我一眼”？每一句都在心头盘旋，却怎么也写不出口。

一张、两张、三张……纸一张张地被撕掉、揉起、丢进废纸篓。最后，桌面上空无一物，而我，心里却越发堵得慌。原来，最难写下的，从来都不是作文里的“抒情段”，而是那些真正想对一个人说的话。

“算了。”我轻声说。但我知道，这两个字说得再轻巧，心底那点悸动和不甘，并不会真的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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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二的文理分班，是每个学生都必须面对的一道关卡。理科意味着选择更多，但压力也大；文科相对轻松，却在录取中竞争激烈。

我原本还在犹豫，还没真正做出选择，可潘老师已经“先下手为强”。

那天晚饭后，我刚收拾完作业，爸妈便一左一右把我叫住。

“云翼，潘老师找我们谈了谈，”我妈语气轻快，“她说你物理成绩一般，建议你转文科，会发挥得更好。”

我愣了一下：“可我还没决定……”

“你觉得你学理科有优势吗？”我爸看着我，“文科适合你。”

“可我并不排斥理科……”

“你语文和英语都不错，历史地理学得也扎实，学文将来可以学金融、学管理……女生做这些工作更合适。”

“……更适合女生。”

这五个字，就像一根细细的绳索，轻轻缠绕，却牢牢锁住了我的反驳。我不是不可以接受文科，我只是——讨厌被替我做决定。

我低下头，没有再争辩。潘老师一旦插手，就意味着我几乎没有余地。我知道，她是想借着分班，把我和桑岩“顺理成章”地分开。而她也就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而我，从头到尾，不过就是那个被贴上“自私”“叛逆”“破坏集体荣誉”“早恋”标签的学生——没有人问过我愿不愿意参加比赛，也没人关心我对自己未来的设想，连一次真正开口解释“我和桑岩其实什么都没有”的机会，都没有。

我忽然想到《包法利夫人》里的艾玛，她厌倦了丈夫、家庭和那个小镇，拼命想逃出命运设下的牢笼，最终走上了毁灭的极端。虽然我不会像她那样走到尽头，但那份“被决定”的窒息，我太懂了。

我必须做点什么，不是为了反抗文科，而是为了告诉他们——我还有选择自己人生的权利，哪怕只有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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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周末，我独自走进了一家理发店。

镜子里的我，长发及腰，天然的大波浪像沉重的藤蔓搭在肩头。

“剪成什么样？”理发师笑着问。

我指着墙上的一张海报，是一个利落干净的短发。 “剪这个。”

“确定吗？剪这么短你可能会不太习惯哦。”

“剪吧。”

我的声音平静得惊人，仿佛那个决定在我心里已经酝酿许久。

剪刀落下，“咔哒”一声，第一缕发丝应声而落。那一刻，我竟有些快意。仿佛那些随着发梢落地的，不只是头发，还有我这些年被安排、被服从、被期待的种种模样。

镜子里的我，大眼睛更清晰了，颧骨的线条也更加分明。可最鲜明的，还是眼底那一抹没有被时间和现实削平的倔强与不服气。

哪怕只是一个发型，我也想握住这唯一属于我的主动权。

就像张爱玲写的那句：“女人剪发，是在向命运妥协时的一种表面反抗。”

我或许无法改变文理分班，无法改变父母的决定，无法澄清那些围绕我和桑岩的早恋传闻……

但至少，这一剪，是我自己说了算。

我不是在叛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