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也是最关键的，是改革现有的分配机制。”林安的语气变得更加坚定，“目前美援物资运抵昆明后，需经由军政部、战区、集团军、军、师……层层下发，环节过多，过手的人太多。俗话说‘不要考验人性’，尤其是在后方物资如此紧俏的情况下，每多一个环节，就多一重风险。我们必须砍掉这些不必要的中间层级！”

她加重了语气：“将军，这些物资大部分是我们空运运进来的，后续在战区内的运输，也大量依赖我们提供的车辆和燃料。我们完全有能力，也有理由，将‘供应链’的主导权掌握在CBI手中。建立由我们监督的、更直接的分配中心，物资从中心直接点对点发放到最终使用单位（比如师一级甚至团一级），由我们的联络官当场核对签收。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中间环节的损耗和贪腐机会。”

魏德迈一直安静地听着，此时眼中已露出极其专注的神色，显然被这个“端到端”控制的思路所吸引。

“第三，”她提出了一个试点建议，“考虑到这项改革可能遇到的阻力，我们可以先在驻印军内部进行试点。X部队相对封闭，美方介入程度最深，推行新制度的条件最好。我们可以先在印度建立一套从接收到分配使用的、由美方主导、联络官监督的闭环管理模式，取得经验后，再逐步推广到国内。”

她看着魏德迈，最后硬着头皮补充了一句，试图挽回一点驻印军的形象：

“将军，我依然相信，新22师的走私事件虽然恶劣，但可能只是个别偶然现象，需要严惩。总的来说，驻印军的指挥层级和整体风气，应该还是相对更好的。”

魏德迈听完了林安的整套分析和建议，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林安的分析确实点明了依赖戴笠的巨大风险，而她提出的方案——利用现有联络官、改革分配机制（美方主导）、先在驻印军试点——听起来大胆、激进，但逻辑严密，且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最关键的是，将监督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了美方自己手中。

但更让他在意的，是林安在阐述方案时，数次极其自然地使用了“我们”这个词——“我们已经有基础…”、“我们可以发挥联络官的作用…”、“将‘供应链’掌握在我们手中…”、“我们在驻印军试点…”。

‘我们’…… 魏德迈在心底重复了一遍这个词。她没有说“你们美方应该如何”，也没有用更中立的“盟军司令部应该如何”，而是非常自然地将自己代入了“我们”这个立场——一个以CBI（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部为核心的、致力于解决当前战略困境的行动主体。

这是否意味着，尽管她刚刚在重庆接受了那位第一夫人的洗礼和“提携”，但在实际的工作和战略考量中，她的核心认同和立场，依然是与他这个战区参谋长、与整个盟军（或者说，是盟军中的美方主导力量）紧密绑定的？

也许，蒋夫人那边的“拉拢”并未完全奏效？或者，这个年轻的中校比他想象的更懂得如何在复杂的政治关系中，保持自己职业军人的定位和对任务本身的忠诚？

不管怎样，她此刻所展现出的这种“我们”的立场，以及她提出的这个将控制权牢牢掌握在“我们”手中的方案，不仅仅是一个技术上优秀的建议，更是一个在政治立场上与他高度一致的表态，极大地增强了魏德迈对她的信任。

“直接绕开军政部……由CBI主导分配……”魏德迈低声重复着，眼中闪烁着复杂的光芒，“这在政治上，会引起巨大的反弹，林。”

“是的，将军，”林安坦然承认，“但相比于援助物资被大量浪费、贪污，甚至资敌（走私），从而导致前线溃败、美国会对华援助信心彻底丧失的风险，我认为，承担一些政治上的压力，是值得的，也是必要的。”

“林中校，你的分析和方案……非常大胆，极具风险，但也……确实很有说服力。” 他停顿了一下，措辞谨慎，“关于由美方直接控制所有在华物资分配的提议，牵涉面太广，政治影响太大，我需要时间仔细评估其全面的可行性和潜在后果。”

“但是，” 他的语气变得肯定而清晰，“利用我们自己的联络官加强一线物资使用的监督与报告，以及优先在驻印军内部试点更严格的端到端管理模式——这两个大方向，我完全赞同，而且我认为必须立刻着手进行。”

他看向林安，下达了具体的指令：“这样，你立即去找麦克鲁少将，把你的完整想法——包括利用联络官监督、改革分配流程、以及所需的授权和协调机制——和他进行详细研究，尽快形成一份正式的、具备可操作性的改革方案报告。”

他加重了语气，“这份报告完成后直接交给我，我会优先审阅。”

他站起身，走到窗边，双手背在身后，看着外面训练场上模糊的身影，没有回头，但声音里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分量：

“我准备将这份关于‘强化美援监管’的改革计划，纳入我即将提交给国会的下一份战区情况报告中。这既是回应他们的严重关切，也是表明我们CBI（中缅印战区）司令部正视并解决问题的决心。这份报告……需要尽快拿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