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个两年，一次班主任建议我参加数学竞赛集训时，他突然高烧40度。医院走廊里，他烧得通红的脸蹭着我颈窝："哥哥的味道会变成消毒水味。"那周他精准地弄断了所有2B铅笔——正是集训需要的型号。

说到底最后那一个月的集训我也没参加。

我上高二的时候，白夜溟发现我在图书馆辅导学妹时跟抽风了一样，他的伞骨刺穿了对方的习题集。"真抱歉，手滑了。"皮笑肉不笑。他眨着潮湿的眼睛向我贴过来，"你说过会优先教我导数的。"雨幕中，他校服后背的泥点组成完美抛物线——正是那个女生回家的必经之路。

再另说，他总在清晨时突然贴我额头："36.8℃，比昨天高0.2℃。"这个坚持七年的习惯，直到搬家时我发现他衣柜里的体温记录本——精确到每分钟的折线图，用不同颜色标注着我接触过的人员类型。

当然，这是我后来才得知的。

这种行为明显是关心过度了，可从小在某家小巷的孤儿院待五年，他必定是比同龄人还缺乏安全感的，不过我现在是我纪寒烬的弟弟。

生活总是可笑的，我那时天真的以为我可以帮助他走出心理阴影，可这背后付出的代价却是我的一生。我到最后都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拯救”，“那时”又怎么会呢。

时间一晃而过，我该上大学了。

记得高考志愿咨询会上，白夜溟捧着我的水杯轻笑："张老师建议的大学在震源带上呢。"当晚我电脑弹出地震预警推送时，他正哼着不着调的歌整理报考手册——那些被红笔划掉的选项，恰好都是女辅导员推荐的院校，当然，他也看推荐的内容。

不过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