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剑正请吃饭。一场酒很沉闷，连岳晓明都没有插科打诨。

用季婉然的话来讲，高振海就是个彻头彻尾的伪君子。

年轻时都是外貌协会成员，不具备通过细节看本质的能力，就算看到了，也以为凭借爱可以改正，发现本性难移的时候，已经人到中年，能做到形式上的夫唱妇随，内容上的相敬如宾，就满足了对婚姻的最大需求。

高振海名气渐渐大起来，找他打离婚官司的女人多起来，他渐渐从解决麻烦的人变成制造麻烦的人。

男人犯错时总能很强势地骂女人：你个神经病！不疑神疑鬼会死嘛？

如果女人相信神鬼不存在，男人就会继续进行导致女人疑神疑鬼的花花情缘；若女人继续疑神疑鬼，男人可以理所应当地来一句：你的精神有问题，这个家不能待了——顺理成章地成为一个不回家的人。

高振海用君子坦荡荡证明季婉然精神有问题，然后用新聘的助理证明季婉然才是实际的出轨者。

季婉然被神经病的判语刺激得思维混乱，她不服气自己竟然是被抛弃的人，为证明自己依然有魅力，跌进高振海挖好的坑里。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为了得到儿子，她选择放弃家庭财产和儿子的抚养费。

离婚后，亲戚朋友虽然觉得婉然做的不妥，但对高振海却也同情不起来，因为他做为“受害者”没有受到一丁点伤害，很快听到他梅开二度的喜讯，然后得知他“新结识的女朋友”其实两年前就同居了，女方在婚礼上已经显怀了。如果季婉然能够冷静一点，不被高振海咄咄逼人的谴责冲昏头脑，几乎不用一个月，他就会原形毕露。

没人敢去安慰季婉然，因为他们都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谴责过她。

离婚后，季婉然用了两年多的时间才明白所有真相，她内心的愤恨痛苦、忧郁绝望无从诉说。

没人愿意倾听一个受伤女人内心的苦闷，所谓的“一个痛苦两个人分担就变成半个痛苦，一个快乐两个人分享就变成两个快乐”早已没人信了。

在众多生活哲学家的启迪下，人们更愿意相信他人痛苦的倾诉是“负能量”，如果去听，自己就变成“负能量的垃圾桶”,为保证生活的高质量，只能倾听“正能量”的新闻和故事，即便是“事故”，也可以在叙述中变成“故事”。然而生活吊诡的是，他人的成功欢乐和幸福属于完完全全的“正能量”，却更不要听了，因为正数转到等号的对面，恰恰变成自己的负数，于是成为顶顶沉重的压力。

有什么不开心的？说出来让我们开心开心！

说说结局就好，过程嘛，可以省略。而对受苦受难受伤害的过程的陈述，恰恰是治愈伤痛的良药。谢谢你肯听我讲——这句话经常出现在陌生人之间。

季婉然在孤寂中质疑二十多年的身边人如此绝情究竟为什么？在等待恶人终有恶报的失望中渐渐神经质起来，把翻身的机会全部压在儿子一鸣惊人的期盼中。

只要儿子考上最好的高中，最好的大学，她就可以掌握话语权，控诉男人的绝情，彰显自己的伟大。

季婉然不是要强的女人，如果重新找个男人，对她不是难事，但她被“神经病”的判语钉住，为证明高振海是无耻小人，她忘记了自己。

“凌凛，你要争气。满十八岁就去把姓改了，跟妈妈姓。考到重点大学，我们请所有亲戚吃大餐，让他们看看。”

严格很快升级为严苛。母子俩相依为命变成相爱相S，一样冷漠的眼神，一样冰凉的手脚。亲友想说些什么，又不想给自己找麻烦。凌凛那么优秀，没有朋友也是应该的。他的孤独，无形中消解了亲友们的嫉妒。

“而且据说呀，这样的孩子还特别孝顺。棍棒底下出孝子啊。凌凛不仅优秀，还很孝顺噢！”

“那你也棍棒一下宝贝儿子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