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父生前在乌城煤矿上班，负责井下采煤，虽然危险又辛苦，但收入颇高，在国企工人普遍工资只有四五十块钱的八十年代初，他每月就能拿一百多块。

贺母在煤矿子弟小学当老师，每月也有四五十的工资。

家有双职工，有双份收入，逢年过节还有双份福利。

虽然家里三子一女，但和周围人相比，贺家算是宽裕人家，不仅吃得饱饭，每个月还舍得买肉吃。

贺明珠作为唯一的女儿，从小不用捡哥哥们的旧衣服穿，贺母每年都扯布给她做新衣服。

但情况在今年急转直下。

贺父所在的二分矿发生了透水事故。

贺父是采煤队的队长，他第一时间组织队员撤离，自己则留下殿后。

贺父本来有机会活下来，但当时矿上刚引进国外先进综采设备，他想搏一把，把设备抢救出去。

事故没给他机会。

贺父牺牲的消息传出时，贺母正在上课。

这些年她见到太多的煤矿事故，不赞成贺父继续在采煤队工作，一直劝他打报告调到地面。

就算工资少点也没关系，只要一家人平平安安团团圆圆，吃糠咽菜也高兴。

贺父想着家里孩子多，想趁干得动的时候多干几年，多攒点钱，将来孩子们上大学、结婚都要花钱，他得拿的出钱。

到时候，他把一摞大团结往桌子上一拍：“拿去，爹都给你备好了，不用还。”

巨大的悲痛下，贺母昏了过去，额头磕在讲台上，血流不止。

同事们七手八脚把她抬到医院，谁知还有更大的噩耗等着。

她被诊断出肝癌晚期。

贺明珠记得当时是周四，她刚上完劳动课，身上套的脏大褂还没来得及脱下来，就被妈妈的同事带到医院。

“明珠，你要坚强。”

来不及为父亲的牺牲而悲伤，贺家孩子们竭力想要留下母亲。

他们不能再失去了。

但肝癌晚期是以当今的医学技术也很难挽救的绝症，更何况是在八十年代。

他们带着母亲去北京看病，钱像流水一样花出去，家里为数不多的积蓄很快见底，贺父的抚恤金也花完了。

矿上报销了一部分医药费，贺父贺母的同事们组织着捐了一部分，之后又借了一部分。

最后是贺母不肯治了。

钱花的太多，她说什么也不肯治，只要清醒了就去拔身上插着的管子，挣扎着要下床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