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峰之所以还留着她，就是不知道她掌握的证据到底藏在哪。戴琳即使疯了，也守口如瓶，只在戴星野面前松过几次口。

或许有人会说，她多么幸运，从一个贫穷猎户的孩子，摇身一变成为首富的女儿，如果她不离开古峰，现在一定也是腰缠万贯的企业家。

但他们不知道她遭到父母的打骂和冷落时多么痛苦，也不知道她在得知自己的身世后有多么不甘。

她有那么多名字，琪琪格、红霞、古时月、王红、戴琳，可哪个能真正代表她自己？录像带是她的保险栓，却没有在该拉动时拉动，最终成了哑炮。

这件事里没有任何人是幸运的，余波总会不期而至把所有人卷入，无一幸免。

某种程度上，叶丹青和她的经历有相似之处，想必更加理解她，因而在听完我的叙述后，她好久没有说话。

“叶老师……”我无不担忧地叫她。

那边传来叹气的声音：“……原来如此，古峰真的把文物卖给了维克托，应该就是你在伦敦看到的那个。琪琪格……她本来可以活得很幸福吧，你外婆那么爱她。”

这些线索刚刚好穿成了一串。事情都已明了，我也算愿望得偿，却突然生出一种寂寥之感。

车厢晃动，明亮的灯光闪了几下。叶丹青一直没言语，我以为她一定又要教育我，让我今后就不要再想这些事。

“阿柠……”我做好了挨批评的心理准备，“你真的很厉害。”

我呆呆地问：“什么？”

“我说你真的很厉害，我很佩服你。”

我不知道要说什么，火车路过一座不经停的车站，站台上的灯点亮了窗户上的雪。两边车厢都很安静，透过门传来隐约的鼾声。

“你能听到吗？”叶丹青问。

“能。我在回味你的话。”

她笑着说：“有什么好回味？”

有人从车厢里出来上厕所，我往车门靠了靠，门缝里吹进阵阵冷风。我把羽绒服的帽子扣在脑袋上，手机在帽子里，隔绝了一部分噪音。

“叶老师，你是不是要走了？”我问。

那边沉默了一会，说：“嗯。”

虽是肯定的回答，却又举棋不定。我是否能握住她执棋的手，将她的棋子放回棋盒之中？

“叶老师，我……”我脱口喊出来。后面几个字被吞没在车轮刺耳的响声里。进隧道了，噪音被狭窄的山壁放大了数十倍。我看着信号一格一格掉下去，最后变成E。

火车正在穿越兴安岭，一个接一个隧道，一阵接一阵回声。我的那句话掉进噪声的海洋，谁也没有听到，是“我很想你”。

想念留在隧道，我返回车厢。暖气开得很大，两侧关着门，把食物的味道捂得糜烂。

于哥在早晨六点多下车，天不大亮，但黑暗开始褪色。哈欠连天的旅客出了站，站台上便只剩明晃晃的灯泡和写着“松台”的蓝色站牌。

叶丹青发的消息凌晨三点多才到我的手机上，她说，阿柠，有事就给我打电话。我没有再打回去，她也没有再打过来。这件事结束了，我和叶丹青也结束了。

下午，火车进站。老家并非终点，只停三分钟。我们还没走到出站口，火车就开动了，继续着旅程。

霍展旗回烧烤店，晚上就营业，我让他偷偷搞来几根大姨带毛囊的头发，又把大姨的头发和戴星野的头发一起送去做亲缘鉴定。

一周后结果出来了，戴星野和我们的确有亲缘关系，说明戴琳就是外婆的孩子琪琪格。我松了一口气。

工作落下一大堆，努力补了一周才赶上进度。生活似乎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每日吃、睡、工作，堕入无聊的轮回。破车丢在了雪原，只好做缩头乌龟，再也不出门。

我抑制住了给叶丹青打电话的冲动，对她的想念从一开始的汹涌澎湃，到现在激不起千层浪涛，却像河流一样在身上游走，织成水网。

很奇妙的是，它们已不再像过去那样令我绝望难过，而是慢慢变成一种祝福。祝福她也祝福我自己。

那天，我发现了之前藏在书架里的彩色发卡，它们散发着廉价的塑料味。和它们放在一起的，还有我和叶丹青在船上照的照片，透露出尚为生涩的感情。

叶丹青的照片我这里不多，有在咖啡馆里偷拍的、还有她发给我的穿校服的、她在山上扛着枪的背影，和我们在一起后偶尔的自拍。我依然想念她，但看到这些照片时，已经不会再心痛了。

天气越来越冷，年又接近尾声。朋友圈开始大规模回忆这一年的生活，各种APP蓄势待发，早就替人总结好了数据，只待截图分享。

你听了多少首歌？看了多少本书？花了多少钱？买了多少东西？去了多少地方？成千上万的数字都在诉说365天的漫长，但无论做了多少事，时间其实一眨眼就过去了。

跨年夜，霍展旗撕下最后一页日历，换上了新的。在寒冷的冬天还能支撑起如此欣欣向荣之感的，恐怕也只有人们心里那一股生活的热情了。

还没想好新年要怎样。今晚小舅和小舅妈因为去年丢了面子对我怀恨在心，对我极尽所能地讽刺。这恐怕预示着我的新年并不怎么样。

打车回家的路上，我在猜叶丹青会不会跟我说新年快乐。也许我不该这么想，不留念想对彼此才更好吧。

只是我没想到，祝福还没来，新闻先来了。